现代诗是一个失败
刘仰
季羡林先生的一本新书《季羡林生命沉思录》近日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开始发行。这本书不仅反映了季羡林先生对于人生的种种思考和感悟，也体现了季羡林先生在做学问之外，如何做人的风采。其中还有一个内容令我感兴趣。伴随着白话文运动一起走来的季羡林，对于文学艺术，对于新诗，也表达了自己独到的看法，使我有遇到知音的兴奋。
我这个年纪的人，大约都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接触中国的现代诗。北岛、舒婷、顾城等人的诗歌，曾经带来很大的触动。但是，这一波中国现代诗风潮，风行不到10年，便迅速消退。到如今，中国的现代诗已经成为鸡肋。为何出现这种状况？中国的现代诗到底怎么了？
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也很喜欢现代诗，中国白话文运动以后的现代诗，以及世界各国著名诗人的作品读了不少。有一次，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那时候，翻译外国现代诗的人很多，某些外国诗人的作品常常会有好几个翻译版本。记得好像是读前苏联诗人叶甫图申科的作品，有一天突然意识到，两个不同翻译者，翻译的同一首诗，文字及内容相差很大。我便把两个不同翻译者翻译的叶甫图申科的诗歌对照着看。结果发现，在不同翻译者的笔下，原作者的同一首诗，简直就是两首完全不一样的诗。
在以后阅读其他外国诗人作品时，我也很注意这个问题，结果发现，这个现象比较普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发现，这是由于不同的人，对于同一首诗歌的不同理解所引起的。而且，在翻译过程中，如何用其他语言表达另一种语言的诗歌精华，确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叶甫图申柯在前苏联的诗人中，创建了一个“大声疾呼”派，意思是说，诗歌要适合大声朗诵。出于这样一种观念，叶甫图申柯的诗歌基本上没有晦涩难懂的内容，比较接近口语。但是，即便这样相对通俗的外国现代诗歌，在翻译过程中，都会造成巨大的差异，那么，类似艾略特、叶芝、庞德等人的诗歌，又会是怎样的处境呢？
当年在大学的时候，我组织过一些诗歌朗诵会。为了把这种疑问和理解传达给别人，我特地找了我们学校英语系几名最漂亮的女学生（当然，她们英语水平也很不错），让她们朗诵艾略特、庞德、叶芝等人的作品。之所以找她们，是因为我想用比较标准的英语来朗诵这些英语诗人的原文字作品；同时，找其他人朗诵同一首诗歌的中文翻译作品，两者比较之后，让听众自己感受。很明显，中文翻译作品的魅力，远远不如英文原作。从那时开始，我得出一个结论：诗歌是不能翻译的。
然而，近一百年来，中国的现代诗领域，从创作者到学习者，大多都是通过外国诗歌的中文翻译作品，汲取自己的创作灵感和创作养分，学习诗歌创作的手法。从理论到实践，通过中文翻译的桥梁，中国现代诗歌走上了一条没有前途的道路。
《季羡林生命沉思录》一书中，季先生针对中国现代诗的一些意见，让我觉得自己不是孤独的。季羡林先生说“在文学范围内，改文言为白话，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七十多年以来，中国文化创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据我个人的看法，各种体裁间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和短篇，以及戏剧，在形式上完全西化了。这是福？是祸？我还没见到有专家讨论过。我个人的看法是，现在的长篇小说的形式，很难说较之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有什么优越之处。戏剧亦然，不必具论。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我赞同季羡林先生的看法，中国现代诗一百年来走过的道路，确实证明是一个失败，此路不通。
说中国现代诗是一个“失败”，我们必须说一点理由。每一种语言都有自身不同的特点，当我们通过翻译诗歌学习现代诗的时候，语言自身的魅力几乎荡然无存。中文翻译诗歌除了找一些句尾的押韵外，几乎没有任何诗歌技巧可言。而在英语诗歌中，由于其自身语言特点所形成的诗歌韵律，即便通过理论的详细讲解，也无法在中文里有机地运用。因此，学习外国诗歌造成的结果是，中国现代诗严重缺乏韵律，只剩下所谓内容。而表达一个内容，如果失去了韵律，并非只有诗歌这一种方式，诗歌的特长根本得不到发挥。于是，中国的现代诗成为长短句的上下排列。用韩寒的话说，只要会用回车键，就能写诗。一个长句子，随便断句，就成了一首诗。这种的现代诗，往往寡然无味。因此，季羡林先生说：“纯诗主张废弃韵律，我则主张诗歌必须有韵律，否则叫任何什么名称都行，只是不必叫诗。”
诗歌不是为了表现哲理。当中国的现代诗大规模照搬西方现代诗的时候，除了无法照搬的诗歌技巧，只剩下所谓内容。而在学习西方诗歌内容上，由于语言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原本属于中国诗歌特色的意境也受到局限，只剩下口号和肤浅的大道理。所以，季羡林先生说：所谓朦胧诗，“我总怀疑这是英雄欺人，以艰深文浅陋。”中国的诗人们企图冒充思想家，在自己思想贫乏的状况下，以为现代诗仅存的“哲理”世界，能够给他们带来鲜花和欢呼。可惜的是，艰深晦涩的文字外壳，掩藏的大多都是苍白的灵魂。
抛开诗歌的内容，外国现代诗大量的创作理论，对于中国的汉语诗歌创作，很少能有大的帮助。中国的诗人们，放着自身几千年伟大的诗歌传统不学，生搬硬套着西方的诗歌理念，削足适履，中国的现代诗只能走进死胡同。
学习传统的诗歌，并非要人们都写格律诗。在中国诗歌历史上，诗歌的格律、形式、语言等等，也始终在变化。以前的诗歌格律往往更适合文言文，在白话文已经通行无阻的今天，汉语的新格律值得深入探讨。徐志摩等人部分优秀的白话诗，都可以找到传统诗歌的韵律、意境，以及和白话语言结合的精妙。郭小川曾经在这个领域有所研究，可惜，后继无人，大家都跟着西方现代诗，企图再现北岛、顾城等人，一句“诗”唱响全中国的壮举。反过头来冷静想一想，当年北岛、顾城等人的现代诗，吸引人的，更主要的是符合时代精神的口号。
优秀的诗歌是无法翻译的，不论汉语还是外语。
语言和生活，是诗歌创作的源泉。像黑格尔理论那样，把诗人放在艺术的最高峰，只能害了诗人。我们不知道某些“诗人”，是先写出好诗，还是先成为“诗人”。一个神化的“诗人”标签，并不能筑成诗歌的神坛。因为，真正的诗人，只能是活生生的人，不可能是神。
如果我把上面这段话，按现代诗歌的形式，用回车键敲出来，大家看看结果如何。
语言和生活
是诗歌创作的源泉
像黑格尔理论那样
把诗人放在艺术的最高峰
只能害了诗人
我们不知道某些“诗人”
是先写出好诗
还是先成为“诗人”
一个神化的“诗人”标签
并不能筑成诗歌的神坛
因为，真正的诗人
只能是活生生的人
不可能是神
看，写现代诗多容易。不喜欢？很正常。因为这就是中国现代诗。
再论中国现代诗的失败
刘仰
《现代诗是一个失败》一文，引起了一些争论。同意反对的都有，两种观点中，好像都有一些是“写诗”的朋友。关于100年来现代诗的成就和评价问题，现在恐怕只能是争论，结论也许还要过些年才能看清。但是，中国现代诗坛的现状，又让我不得不说一点不中听的话，只希望这种无趣的局面早点结束。诗人兼新诗学理论家王家新曾经写到：“曾有人提出诗到语言为止，现在又有人提出诗到肉体为止，但我看这些人非把诗写到无聊为止”。不管是哪个“为止”，现代诗如果不改变，也许真的就要“到此为止”了。
针对《现代诗是一个失败》一文，有一些意见认为，学习翻译诗，并不是现代诗的全部。此话不算错。但是，白话文运动以后，中国现代诗的主流的确是学习翻译诗。还是引用一段王家新的话：“无论承认与否，我想几乎在每个中国现代诗人的写作生涯中都包含了一个‘秘密’，那就是对翻译诗的倾心阅读；同样，无论我们注意与否，在中国现代汉语诗歌的建设中，对西方诗歌的翻译一直在起着作用，有时甚至起着比创作本身更重要的作用。”
中文与外文有很大的区别。中文是方块字，是单音节字；外文每个字从字母数量到音节都不规则。因此，外文诗必然是长短句形式，音韵的变化与单音节的中文也不一样。而且，翻译诗基本上无法反映外语诗歌的韵律，学习翻译诗等于是放弃中文诗歌的韵律，这同写散文又有何区别？长一点、短一点而已。
我们现在往往单独提到“诗”，而我认为，不能将“诗歌”两个字分开。“诗”如果失去了“歌”的成份，变成所谓“纯诗”，那么，诗差不多只能利用深奥的哲学来故弄玄虚，用复杂的语言学来玩弄文字。顾城甚至非常极端地说：“我反对使用语言”，这倒给今天的诗人行为艺术提供了理论的依据。我并不是反对这种“艺术”，按照季羡林先生的话，这样的东西叫什么都行，只是不必叫诗。
著名新诗理论家谢冕先生曾经说，新诗的“最大贡献即在于大幅度引进意象化方式”。新诗理论家吴晓在他的一部著作中，更是把这种学习西方的诗歌创作理论推向极致，他说：“将诗歌意象称为艺术中的符号，这是因为意象具有符号的一切特征”。“那些对现实生活照相式的反映、模拟的诗歌，就不可能成为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意象符号”。“创造具有真正符号意义的意象，就应当成为诗人的自觉行为”。这些话说得挺深奥，不太容易理解。新诗从实践到理论都越来越走向与哲学叫板的道路，不懂很正常。按照这种理论，“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大概不算什么“真正符号意义的意象”，那算不算好诗呢？
王家新是一个竭力捍卫新诗的诗人兼理论家。他曾经拜访了一位法国的现代诗人，回国后写了一篇文章，其中介绍这位法国诗人时写到：“他现在更关心的不是诗人的自我，而是词与物、主体与对象或环境的关系”。这种诗往往充满了思辨的游戏，而没有诗歌本身应有的情感和生命力。中国现代诗人模仿这种方式写出来的诗，只能让人看不懂了。
当代诗人西川曾说：“在最好的状态，诗人胡说八道都是好诗”。我不知道西川所指的“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含意，是醉酒？是吸毒？是疯狂？还是其他？按照这种思维，创作诗歌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找一个精神病人，每天听他胡言乱语，把精彩的只言片语记录下来，我敢保证，那一定符合现代诗“好诗”的标准。在现代诗领域中，充满了太多非正常思维的追求。
现代诗与这种“胡说八道都是好诗”相反的另一个极端是，诗在西方文艺或美学理论中，常常被放到最高的艺术地位。诗被称为神，诗的地位被人为地拔高了，诗仿佛是一个独立于人类正常生活之外的绝对存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有一句口号，被朦胧诗界奉为圣明：“诗人不是作为某个历史时刻的人而存在着，他是上帝或神的使者”。我认为，这种观念等于给诗人承担了一份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终只能让自己痛苦。中国当代另一个诗人臧棣曾经说：“诗歌永远不会认同现代社会，这是由它的特殊的文化意志决定的”，“如果非要诗歌承担什么的话，那么，我不得不说，诗歌除了高贵什么也不承担”。他们真的很奇怪，宣称自己在现代社会之外，却抱怨现代社会不接受他，这不是自找苦吃吗？难道诗人真的以为自己是神的化身，到世间传布福音来了？那么老百姓问问他来自哪个庙、哪个教堂行吗？
诗歌其实很简单，它只是生活感受同语言艺术的结合，缺了其中一项，便没有诗歌。说到诗歌的韵律，并非是说大家都去写旧体诗，白话文、现代语言也有自身的韵律，这在外语中是学不到的。鲁迅先生也翻译了不少外国的文学作品，但是，鲁迅写出的诗却是这样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并没有按照翻译的方式写诗。
看看下面这首“诗”。
能做事的做事
能发声的发声
有一分热
发一分光
就令萤火虫一般
也可以在黑暗里
发一点光
不必等候炬火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
我便是唯一的光
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
我们自然心悦诚服地消失
不但毫无不平
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
因为他照亮了人类
连我都在内
这首“诗”比中国当今绝大多数诗人的现代诗作品要好得多。但它不是诗，它只是鲁迅《热风》中的一段话，我把它用回车键分了行而已。鲁迅如果要作现代诗人，把他的散文分分行，可能不会有人指责。鲁迅为什么没有写这样的诗？大家自己体会吧。
最后说一下现代诗人顾城。顾城早年有一些挺不错的诗，例如《赠别》：“一千次，我读到分别的语言。一百次，我看到分别的画面”。再如《我们去寻找一盏灯》，诗中不断重复的“走了那么远，我们去寻找一盏灯”，将白话诗的韵律赋予了新的含义，而不仅仅是平仄、对仗和押韵。顾城的诗越到晚期，越是没法卒读。顾城临终前在国外讲学的时候，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已经很明确地表示，汉语的诗歌还是要回归唐宋的传统，可惜他害死了自己和他人。
总而言之，没有语言的韵律，大可不必叫做诗歌。文言文的韵律，在历史上已经很成熟了；白话文的韵律，还需要新的探索和实践。平仄和对仗使得虚词、介词等很难出现在诗歌中，而白话文总是有大量这类词汇。如何将这些词汇纳入现代白话诗歌韵律，确实是中国现代诗人们应该考虑的。对于这项工作，西方现代诗理论几乎没有任何帮助。学习西方翻译诗，不管是第一手、第二手还是第三手，对于中国现代新诗、白话诗、现代诗（不管叫什么）的繁荣、兴旺和再生，都没什么大用处。况且，中国的诗人们学了西方，西方老师还并不领情。
很多年前我写了首现代诗《每行八个字》，不知道算好还算坏。
每行八个字的先锋
诗你是否曾见过其
实在我来说没什么
难的说句大话现代
诗其实一点不难想
想某个体会到的题
目的重点随随便便
在整整齐齐的稿纸
上面来点文字整顿
就可以了解释一点
点你的古怪主张开
始终归还不能挥洒
自如果然后生命苦
所以你要勤快就是
说什么起床要早点
睡觉要晚点心里想
拆散几对鸳鸯般的
词组成为了了断有
时长时短的就很需
要显得你好聪明天
才能力超群众多作
品种类齐全对不对
现代艺术当然要包
括号称领导最新潮
流的现代诗人们要
求饶恕艺术灵感动
员动员某些人大赦
所有艺术性创造自
由你自己看着办争
论证明白费力气是
是非非常常都是无
所谓写诗真的不难
你漫不经心随便搞
一些文字游戏就可
以满足每行八个字
我相信你读得有点头痛，现代诗就希望这样，“以艰深文浅陋”。
争鸣：
我反对季羡林先生的新诗“失败”说——兼与刘仰先生商榷
老巢
在新出版的《季羡林生命沉思录》一书中，季先生说了这样一段话：“在文学范围内，改文言为白话，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七十多年以来，中国文化创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据我个人的看法，各种体裁间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和短篇，以及戏剧，在形式上完全西化了。这是福？是祸？我还没见到有专家讨论过。我个人的看法是，现在的长篇小说的形式，很难说较之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有什么优越之处。戏剧亦然，不必具论。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
作为和白话文一起成长的过来人，季羡林先生在这里对文学艺术，尤其是对新诗，说出这样的话着实令我震惊。季先生是海内外公认的大学问家，几乎是当代中国知识界硕果仅存的泰斗级人物。他“个人的看法”也会一呼百应，产生巨大影响。很快就有刘仰先生在自己的新浪博客上撰文表达“遇到知音的兴奋”，“赞同季羡林先生的看法”，认为“中国现代诗一百年来走过的道路，确实证明是一个失败”，是走上了“一条没有前途的道路”，是“走进死胡同”，并断言：“此路不通”。
要中国新诗掉头往回走？回到“五四”之前，回到胡适的“新诗革命”甚至黄遵宪、梁启超的“诗界革命”之前，回到“格律”和“韵脚”中去？季羡林先生似乎就是个意思，他说：“纯诗主张废弃韵律，我则主张诗歌必须有韵律，否则叫任何什么名称都行，只是不必叫诗”。很显然，在季先生眼里，不讲“韵律”的现代汉语诗歌压根就不是诗歌。换句话说，所谓的“自由诗”该收场了，今天的诗人还想以诗的名义混事，就只有摹写唐诗宋词了。
我为什么说是“摹写”？启功先生有评说：“唐以前诗是长出来的，唐人诗是嚷出来的，宋人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诗是仿出来的”。宋以后就只剩下一个“仿”字了，我们岂能例外？依我看，倒退才是真正的死路一条！
不错，我们的古典诗歌举世无双，灿烂辉煌。春江花月，旷心怡神；大漠孤烟，荡气回肠。但它是建立在我们古老民族悠久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天翻地覆。“星星已不是那颗星星，月亮也不是那个月亮”，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古典诗歌被现代新诗所取代就是历史的必然。如谢冕先生所言：“新诗的出现及其试验的成功，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革命的胜利写下了决定性的最后一笔。它是中国新文化建设中的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二十世纪的文化变革留给中国许多记忆，而新诗的从无到有的轰轰烈烈的行进，却是最激动人心的、永远值得纪念的事件”。
其实从安徽人胡适写出第一首新诗到今天不过九十年。作为一个人是老了，但作为一门语言艺术，实在是太年轻了。发育不良、遇到诸多成长的烦恼，走过弯路，犯过错误，到如今也还不够成熟，令人失望，甚至面临空前的冷遇和被“恶搞”的尴尬。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断言它已经“失败”，更不能走回头路。至于刘仰先生所谓的“新格律”，闻一多、林庚等人当年就实验过，“带着镣铐跳舞”，并没取得积极的成果。
我不否认新诗的发端来源于对西方诗歌的翻译，也不否认诗歌的翻译是艰难的，是不能信任的。甚至同意刘仰先生所说的：“每一种语言都有自身不同的特点，当我们通过翻译诗歌学习现代诗的时候，语言自身的魅力几乎荡然无存”。但我们必须看到，不同语言的相互翻译一直在自觉而有效地进行着，诗歌也不例外。好的翻译罕见但的确存在，且已经构成不同语言沟通与交流的桥梁。西方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是巨大的，但从来不是决定性的。而且这种影响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在今天最好的汉语诗人那里，已与东方传统有机地融为一体。
实际上，早在白话新诗起步之初，俞平伯、周作人等就指出其先天不足和诸多弊端。比如“词汇贫乏”、“借材异地”、“缺乏美术的培养”等，比如“唠叨的叙事”、“甚麽标准都没有了，结果是散漫无纪”等。但这些缺陷都还不足以“致命”，新诗还是在克服和检讨自己种种诟病的过程中顽强地活了下来。尤其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被季先生怀疑“是英雄欺人，以艰深文浅陋”的朦胧诗给我们带来崭新的审美体验并开创现代诗的新局面。刘仰先生也承认年轻时接触“北岛、舒婷、顾城等人的诗歌，曾经带来很大的触动”，尽管现在他认为“当年北岛、顾城等人的现代诗，吸引人的，更主要的是符合时代精神的口号”。但诗歌向读者和社会提供“符合时代精神的口号”错在哪里？
过去的一百年来，我们的民族经磨历劫，悲喜交加。我们的新诗从无到有，脚步蹒跚而目光坚定，与最广大的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产生了郭沐若、穆旦、艾青、北岛、海子等划时代的大诗人，他们的影响早已越过汉语的边界,为祖国赢得了五湖四海的赞誉。
每个时代都会选择并指定为自己代言的话语方式，九十年以来，一直是，以后也肯定是新诗。正如谢冕先生所指出的：时至今日，新诗“已是一种与中国人的情感生活不可剥离的存在。很难想象，如今的中国人除了新诗，还能寻找到别的什么传达情感的诗的方式。历史是往前走的，正如江河不可能回流”。
现在是中国新诗的第九十个冬天。冷是冷了点，但相信一天天成熟起来的当代的汉语诗人们会从容面对，并用初具经典品质的创作迎来再一次的春暖花开。我们已经掌握必要的诗艺，正刻苦寻找并虔诚建设着自身的传统。认为“只要会用回车键，就能写诗”，实在是对当前诗歌写作的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