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即时信息

从 blog中文翻译 作者：未名

原文地址：Instant Message from God

译文地址：上帝的即时信息

翻译：wuxuanalsk

上帝：你好，你是不是呼叫我？

我：呼叫你？没有啊，你是谁？

上帝：我是上帝。我听到你的祷告，你希望我们能聊一下。

我：是啊，我确实在祷告——这能让我心情舒服一点。但我现在确实很忙，我正在处理某件事情。

上帝：你究竟在忙些什么？蚂蚁也跟你一样忙碌。

我：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我就是找不到一点空闲时间。生活变得如此匆忙，每一分每一秒都显得那么急促。

上帝：是的。做事情只能让你变得忙碌，效率才能让你获得结果。做事情花费时间，而效率却能帮你节省时间。

我：这我都懂，可我就是摸不着头绪。顺便提一下，我并不希望你用即时信息不断地干扰我的工作。

上帝：我觉得有必要向你阐明一些事情以帮助你摆脱跟时间无休止的斗争。在这个网络时代，我选择了让你觉得舒适的沟通方式来跟你交流。

我：好吧。那你能告诉我么，为什么现在生活变得如此复杂？

上帝：停止分析生活吧，你只需生活在其中，是分析让你把生活变得如此复杂。

我：为什么我们经常不开心？

上帝：你的今天是你昨天担心的明天。你经常忧心忡忡，因为你不能停止分析生活，担心已经成为你的习惯，你为此不开心。

我：那怎样才能不担心，毕竟生活中有这么多不确定性。

上帝：不确定性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是否去担心它。

我：虽然是这样，但是不确定性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痛苦。

上帝：痛苦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可以选择是否去承受它。

我：既然承受痛苦可以成为一种选择，那为什么优秀的人总是选择去承受痛苦？

上帝：真金不怕火炼。优秀的人总是历经考验，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因此必须承受痛苦。因为有了这些磨练，他们的生活应该变得更好，而不是更痛苦。

我：你的意思是说这些经历有价值？

上帝：是的。在日常生活中，经历是一个严厉的老师。她总是先给你考验然后再告诉你人生的道理。

我：可是我们为什么必须经受这些考验？为什么我不能远离这些烦人的问题？

上帝：问题总是有针对性地设置障碍，但是它能为你提供有益的经验。它能提升你的精神，提升你从奋斗和忍耐中获得的内在力量，这些都不是你远离问题能够获得的。

我：恕我直言，深陷在问题的泥淖中，我们常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上帝：如果往外看，你将不会知道你该往哪里走，那就看看你的内心吧。往外看，你只会无止境地梦想着能得到什么；往内心里看，你才能有所顿悟。眼睛让你看到景象，心灵让你富有远见卓识。

我：有时候不能够较快获得成功比朝正确方向前进更让我们受伤，我应该怎样做？

上帝：成功是别人定义的，满不满意却由自己内心决定。知道前方的道路比盲目往前冲更让人舒服和满意。你带着指南针工作，让别人带着时钟工作吧。

我：在艰难的时期，怎样才能保持激情？

上帝：经常回头看看你已经走了多远而不是整天忧心你还要走多远；经常庆幸你正在获得的而不是懊悔你正在失去的。

我：人们有哪些事情让你感到惊讶？

上帝：当承受失败和痛苦时，他们问：“为什么是我？”当他们获得成功时，他们从不问：“为什么是我？”每个人都希望真理站在他们一边，却没有人想站在真理的一边。

我：有时候我问自己是谁，为什么会在这里？我百思不得其解。

上帝：不要试图找出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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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学说是宗教神秘主义和哲学、科学思想的一种奇特的结合体，直到公元前五世纪末才比较明显的分化成为以宣扬宗教神秘主义为主体的信条派，以及从事哲学、科学思想的探讨为主的数理学派。数学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萌芽，而它作为“一门有组织的、独立的和理性的学科”则产生于古希腊时代。在古希腊哲学的各大学派中，最先把数学不仅当作知识、而且当成研究自然的方法的，首推毕达哥拉斯学派。

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数是万物的本原”的自然观出发，认为事物本身就是数，万物都是由于模仿数而存在的，宇宙万物由数产生，宇宙由于满足一定的数的比例而达到和谐。尽管毕达哥拉斯学派不把物质的东西而把数看成独立存在的万物的始基或根源，赋予数以产生万物的神秘力量，这种学说是带有一些唯心主义色彩的，没有完全脱离古代巫术的神秘主义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毕达哥拉斯学派首次提出数的观念，标志着以数学理性为开端的西方理性主义的萌芽，对从古代到近代一直贯穿西方社会发展的理性精神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他们看来，事物以及事物之间的关系、事物的运动变化是有数的关系的，这种数的关系又并非任意的，往往表现为一定的“比例”，这里就孕育着规律的思想。[1]这种思想是西方的哲学、自然科学、法学以及后来的经济学得以架构的基础。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比例”的思想。毕达哥拉斯发现弦长成一定比例时发出的声音是和谐的，如1：2得八度音，2：3得五度音，于是得出结论：音乐的和谐是由数的比例决定的。他们还研究了在建筑、雕刻艺术中，按什么样的比例才会产生美的效果，提出了著名的“黄金分割”理论。后来，他们又进一步把这种和谐现象加以夸大，推广到宇宙，认为宇宙中的一切都存在着和谐。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天体和谐”理论，认为行星间相对距离的比例，是和已知的音程是一致的，并以此来理解天体的轨道和天体之间的距离。尽管毕达哥拉斯学派是强行把天体之间距离的比率纳入八、四、五度音的比率范围，认为其运行会发出谐音，甚至认为只有少数贤哲才会听到这种声音等，是带有迷信色彩的；但他们毕竟发现天体运行是有规律的，而且努力去探索这种规律，找出其数学、力学上的关系，这无疑是人类认识史上的重大进展，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2]

基于这种“比例”思想，我们可以看出，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给后人提供了一种精确的量化的思考模式。这种思考模式对于以理性为特点的西方文化的形成，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从后来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量化的思考模式的很深刻的烙印。亚里士多德对“正义”是这样理解的：正义包含着的并不是平等，而是正当的比例，它仅只在某些时候才是平等[3]。他认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关系是对的，因为每个人所受的爱都应该与自己的价值成比例，因此在下者之爱在上者就应该远甚于在上者之爱在下者，妻子、孩子和臣民对丈夫、父母与君主的爱，应该更有甚于后者对前者的爱。这种观点似乎和中国儒家的等级制、尊卑贵贱有别的思想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点：比例的思想。比例的实质是数的组合，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目的某一种特性是正义，另一种是灵魂和理性……其他一切也无不如此”。[4]正义与理性在西方传统文化中是密不可分的，而理性正是基于对数的精确计算。与之相对应的，在中国文化中，道德往往缺少一个量化的标准，而只是笼统的说人们应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并没有一个清晰的量的概念。当然，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爱的比例”也是无法量化到某一个具体的数值，但是他的思维方式无疑是具有量化的倾向的。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考方式，是一种数学理性的萌芽。数学理性就是用数学模型的方法寻求对于自然界事物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理性把握，它和逻辑理性、实验理性一起，乃是希腊哲学的理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5]，更是整个西方文化所体现出的与东方文化不同的突出特点。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能够在欧洲大陆萌芽并发展壮大，与资本主义的精髓——合理计算是分不开的。从西方经济学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就是一个精确计算投入产出比，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过程，生产商品必须要精确计算到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来确定最优产量，人的主观感情和过分的随意性是被排除在外的。用数学模型来思考现实生活，可以达到充分的理性和精确，对于生产力的快速提高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除了数的学说以及和谐说之外，毕达哥拉斯学派还提出了灵魂转世说。他们认为灵魂是个不朽的东西，身体是灵魂的坟墓或囚笼。当人在世的时候，灵魂被束缚在身体里面，当人死后，灵魂就轮回转世。为了使灵魂净化，使死后灵魂得以超生，他们制定出了很多清规戒律，这些清规戒律近乎原始人的图腾崇拜和巫术禁忌。[6]这种思想看似与理性毫无关系，像是纯粹的神秘主义，然而如果我们对其进行深入挖掘，就会发现毕达哥拉斯学派通过“灵魂”学说实际上是在倡导一种道德观。伯奈特把这种道德观总结如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异乡人，身体就是灵魂的坟墓，然而我们决不可以自杀以求逃避；因为我们是上帝的所有物，上帝是我们的牧人，没有他的命令我们就没权力逃避……”[7]。作为上帝恩宠者的个人仅仅体现为上帝的创世工具，他是为上帝而活着，为上帝创造社会财富，为上帝去征服和改造这个不完美的世界，而现实世界的不完美正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对信徒的一种入世苦行的历练，他不属于这个世界，而是为了获得上帝的救赎来到这个世界的，他真正的生活意义是在另一个世界，但他必须用在这个世界的一切贡献来向上帝证明他的确是获得了上帝的宠爱的。因此，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理性地宰制世界”正是西方理性主义的典型特征。西方理性主义或者说新教理性主义是以“入世而不属世”为救赎特征的，因此它与现实世界保持着一种高度紧张的对抗和征服型的关系，对现实世界是一种“理性的征服”。而儒家的理性主义是“入世而属世”的，以实现现实世界的和谐发展为特征的，它对现实世界是一种“理性地适应”。

之所以说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灵魂”学说也包含着部分理性精神，很重要的一点在于，通过“灵魂”学说，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变化”的思想。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在人身上最有力的部分是灵魂，灵魂可善可恶。人有了好的灵魂是幸福的，他们从不休止，他们的生命是一个永恒的变化。……”[8]。理性主义是承认变化的，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改变自身的命运，进而改变整个世界。尽管他们坚持“一切都服从命运，命运是宇宙秩序之源”[9]的观点，但他们始终认为整个宇宙是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的，当然他们是用数的观念来解释宇宙的变化衍生。他们认为数是由有限和无限、奇和偶、一元和二元合成的，万物然后是从这种合成的数中逐步派生出来的；这种辩证法思想，是整个毕达哥拉斯学派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他们思想中本质的东西[10]。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主张之一是“灵魂尘埃说”，灵魂如尘埃般永远处在运动之中，到处弥漫，并且能够推动他物运动。正像亚里士多德指出的那样，这些观点是和原子论的灵魂观相类似的，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11]这种运动、变化的思想是和孤立、静止的思想相对的，这其中暗含了通过个人的主观努力，可以改变灵魂的固有性质，以达到更好的生存状态的观点，这和简单的承认命运、服从命运安排的思想是不同的，对西方后来的对世界进行“理性的征服”的理性主义有着一定的影响。为此，毕达哥拉斯学派以尽可能理性的理论框架为基础来深入研究哲学、数学、天文学等领域，他们把这些研究看作是净化灵魂的重要途径。

总之，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的神秘性与数学理性实际上并不矛盾。数学文化史的研究表明，人类古代数学作为文化系统中一个操作运演的子系统，从一开始就具有双重功能（或称为双重特性），即数量性的功能和神秘性的功能[12]，而不同民族文化中的数字或数学都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有某些神秘性，而且不同民族文化中的数学神秘性发展的道路是各不相同的。以毕达哥拉斯学派为开端的古希腊数学与神秘性的结合，使得他们从宗教、哲学的层次追求数学的绝对性以及解释世界的普遍性地位，这正是古希腊数学完全脱离实际问题，追求逻辑演绎的严谨性的文化背景。西方的逻辑理性和实验理性在数学理性的思维基础上得以产生和发展，发端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西方数学不仅仅是一个数学意义的运演操作系统，更主要的是它作为一种文化系统中起主导作用的理性解释系统，在西方文化中，解释宇宙的变化，参与物质世界的表述，任何学科的构建都必须按照文化理性的要求模仿和运用数学的模式。“用数学解释一切”是西方理性精神的重要内涵，毕达哥拉斯学派在构建西方特有的理性传统方面的确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 全曾嘏《西方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60页

[2] 叶秀山、傅乐安《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04页

[3]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商务印书馆，227页

[4] 《欧洲哲学史原著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0页

[5] 李建珊《科技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36页

[6] 全曾嘏《西方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56页

[7]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商务印书馆，59页

[8] 《欧洲哲学史原著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9页

[9] 《欧洲哲学史原著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8页

[10] 叶秀山、傅乐安《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06页

[11] 叶秀山、傅乐安《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14页

[12] 王宪昌《数学与人类文明》，延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58页

从哲学的发展史来看，理性主义、理性精神一直是哲学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也是人们理解把握哲学的一个主要的线索。而中西哲学发展的异趣也集中表现在理性精神的差异上。

一、理性精神的含义

理性主义指哲学中崇尚理性、强调理性作用的理论观点或思潮。理性主义把自己关注的焦点指向客观世界的意义，它追究客观世界的本原（本体论），表现为纯粹理性；它还关注人是如何认识世界的，产生了分析主义和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它追究如何改造世界，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形成实践理性。因此，理性精神应包含四个层面的意思：

一是纯粹理性，指人超出一已感官欲望和利害关系，不求功利、不计得失地探索各种抽象思辨的问题，即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讲的内容，主要包括本体论问题、事物起源、思维形式、存在意义等抽象的问题，形而上的玄思。这种思辨探索，往往是非功利性的，更多地是为了满足求知欲和好奇心，是出于对知性的追求，对完美和绝对的追求，出于创造的冲动。

二是实践理性，是人从功利的目的出发，处理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意在追求对人有利的结果。这种实践理性既包含了工具理性，也包含了价值理性，它以人为目的，一切活动目的的确立，手段的选择和运用，过程的实施和终结，都是为了人的利益。这是人自觉地从事合规律合目的的活动的精神。但由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实践过程中的张力不同，导致了实践取向上的很大不同。

三是分析精神，是人自觉地区分主体与客体，并与之拉开距离，加以客观观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主体的目光透进客体内部，把它分解成各个部分、各个方面，逐个加以研究，然后加以综合、概括，找出事物过程的内部联系，把握本质与规律。

四是实证精神，指在认识、研究的过程中，重视经验的观察和第一手材料，重视理论的验证与实践，重视收集大量的材料，不迷信、不盲从。

中西方的哲学传统中，其理性精神在这四个方面是大异其趣的。

二、西方哲学理性精神的特点

西方自古希腊起就发展出了鲜明的纯粹理性精神，它是西方哲学的起点。柏拉图认为，人由三部分组成：理性、灵魂、肉体，其中理性是三者中最高贵的、不朽的部分。古希腊的哲学，即“爱智慧”，是对知识、对理性的追求，毕达哥拉斯的数、柏拉图的理念、阿那克萨哥拉的“奴斯”、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欧几里德几何、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等都是对世界本原的追究。

在中世纪，理性精神受到了压抑，但仍不绝如缕，各种异端、唯名论对理性的重视自不必说，正统神学家阿奎那的学说仍贯穿理性精神，通过理性的推理和证明，来论证宇宙本体“上帝”的存在。

文艺复兴时期，理性更是成为最高的法官，是向传统宗教神权、封建专制宣战的有力武器，理性精神再次成为主导性原则，思维着的理性是衡量一切的标准。

近代哲学，笛卡尔、康德、黑格尔则把纯粹理性推向了极致，他们认为，理性是作为宇宙之本原和世界之灵魂的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实体，是内在于客观现实中的一种本质性结构，是世界的客观的秩序原则。这种纯粹理性追求外在的超越，超越主体与客体、灵与肉、理性与感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与对立，去沉思冥想，追求真、善、美的理念；同时又推崇创造，希望通过静默的沉思与能动的创造超越对立，实现统一。

西方主客对立的理性思维方式，以理性的力量维系着人的价值与尊严，认为人是理性动物，只有人有能力进行纯粹的认识活动。这种崇尚理性的精神，使得人们在实践中，不以沉思默想、追求灵魂的安逸、虚幻的来世，获取人生的永恒为鹄的，而是造就了一种活泼自由地进行创造的进取精神，造就了重视现世人生价值，藉理性确立人的尊贵地位的价值取向。因此形成了西方积极进取的实践理性，一种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实践方式

理性的挺立，使个人主义成为其发展的必然结果。个人主义不仅蕴含着个人的独立的人格与尊严，个人不可被侵犯的权利，个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观，而且还包括了个人为发挥人的禀赋与能力，不断地求新、求异、创造、发展的开拓精神。这是西方实践理性的精髓所在。它在发展造福人类的科学，推动西方社会的进步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在实践中，二歧对立的思维方式，导致了灵魂与肉体的对立，理性与情感、意志的对立，造成了物质与精神的对立，主观与客观的分裂，事实与价值的分裂，带来了个性和谐的冲突，也为现代西方哲学非理性的发展，并成为主流哲学，埋下了种子。现代西方哲学非理性方向，实际就是对理性过分张扬的一种反动。

主、客对立的思维方式中，主体要认识客体，就必须对客体进行客观地分析。分析精神是一种知性的方法，更是一种世界观，一种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基本原则，这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的传统，而在分析哲学中体现得更为明确。分析精神在西方表现为，注意把握事物的内部联系和结构、本质与规律、形式与内容（质料）、原因与结果；表现为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现实与理想、事实与价值的二元对立；表现为主客二分、灵肉二分、理性与感性二分。在分析精神的指导下，人们去沉思、去创造、去征服自然、改造世界，使自然为人所用；在分析精神的指导下，人们从事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等活动。分析精神所造就的这种永不安宁、不断创造的浮士德精神，是西方文明的源头。这种分析精神，追求以纯“客观”的态度去分解一切事物，却抛却了人的主观价值、意味和对主体的人的终极关怀，造成了西方社会的“人”的长期失落，人的价值的迷惘。

实证精神、实证方法在西方是自古就有的，古代的经验论和怀疑论就是代表。到了近代，随着经验主义的兴起，实证方法迅速发展起来，并成为了科学研究的主导方法。如培根就主张广泛收集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研究，重视经验，重视实证。再如，现代的科学哲学主张“意义的可证实性理论是经验论用来克服把世界分为现象之物与自在之物的两分法的逻辑工具。”在西方，经验与理性、实证与推理是互补的两极，都是理性精神的体现。实证讲义把可为经验所证实作为衡量知识的唯一的标准，在这里，人的价值、生命的尊严是无意义的。由此，实证主义发展到极致时，导致了知识与文化的分裂，知识成为了文化、生命的对立物。

三、中国传统文化理性精神的特征

中国缺乏西方式的理性精神传统，我们的思维传统中，少有西方的那种思辨、超越、分析、实证的理性精神。中国传统的理性精神是一种“内求于心”的理性认识方法。这种精神传统，很少去追寻对外在的世界本原的认识，而是重视“本心仁体”的自我觉知、自我体认。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一个“道”的宇宙本体说，但那个“道”是不可“道”的，不可“名”的，只能靠体验与涵养来直觉领悟，单由理性思辩和逻辑推理是不能理解、证明和把握的，也即是不可分析，不可被证实或证伪的。这就使得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理性精神带有了一些神秘性，只可意会，难以言传。

主宰我们民族理性精神的是和谐，而不是西方的那种两极对立。我们的理性传统追求的是人与自然、与社会、与国家的内在的统一，即“天人合一”。这是一种内在的超越，它以对生命、宇宙的终极关怀为目标，是一种价值理性占主导的思想，这与西方所追求的外在超越截然不同。儒家主张内圣外王，向内部求价值之源，求安身立命之地。于是“善”成为中国哲学至高无上的法则，它即是道德的，政治人伦的，也是天道天命的体现，而且这种天道天命只能靠直觉、神秘的顿悟和当下的感受来把握，无法证实，无法进行客观的分析。在道家、佛教中，天人合一仍是主流概念，直觉呈现是主要认识方法。于是造成了中国哲学中对事物追根寻底的理性思辨、分析精神及逻辑思维、理论思维的不发达

在缺少理性分析基础情况下的和谐追求，使得中国传统哲学思维呈现出一种直觉的整体性思维的特点，这种思维具有整体、圆融、系统的特征，但也同时造成了模糊、混沌、不精确的弱点。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下，其知性、理性的发展是极不完善的。

中国文化中也强调实践理性的精神，但主要限于日常伦理、道德文章，讲“内圣”和“见贤思齐”，要求“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以调节人伦秩序。这种向内的实践理性，导致了安分守命、顺时听天、知足常乐的行为模式，助长了求中和（致中和）、怕犯错误的心理，因而缺乏了对外在于人的自然、社会的本原、本质的追寻和探索。

中国人重实用，但却少有实证精神。实证需要科学理性来统摄，需要有怀疑的精神、探索的勇气，但我们的孔孟之道视科学研究为“淫技”，以“修齐治平”为正途，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也走此路子。于是探索自然，对认识进行实证，创造发明等，不被社会所重视。作为新时代精神和世界观的近代科学及科学精神最终未能在中国产生，绝非偶然。因此，今天的中国需要理性精神的洗礼。

西方外烁的理性的过分挺立，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灵与肉、感性与理性、人与社会和国家关系的对立和紧张，造成了现代人整体人格的分裂、价值之源的枯竭、人生意义的失落，进而产生了非理性主义的反动，对理性的全面否定，形成了西方社会特有的精神、社会危机。

中国向内的理性特征，虽然确立了“天地之性人为贵”的观念，确立了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关系，但却压抑了人性中知性的冲动，妨碍了人的理性潜力的发挥，造成了保守、知足、缺乏“较真”、创造和开拓精神的民族性，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

西方哲学的以非理性来取代理性精神的作法，矫枉过正，不是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精神过分注重于个人的内在体验，不利于人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有其固有的不足，也不是时代精神应有的方向。我以为，把中国理性精神的“向内“的传统，与西方理性“外烁”的优势，加以融合、统整，形成知识与价值的统一，理性与人文的和谐，才是时代发展的正确轨道。

　　科学哲学是从哲学角度考察科学的一门学科。它以科学活动和科学理论为研究对象，探讨科学的本质、科学知识的获得和检验、科学的逻辑结构等有关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的基本问题。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里，哲学是包罗万象的知识部门，原始科学就包含在这中间。一些哲学家在对自然的研究过程中，也建立了研究客观世界的方法论。比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就对科学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到了近代，培根的归纳法和笛卡尔的演绎法更成为科学哲学的重要思想源头。另一方面，科学家在遇到方法论问题时，也会提出自己的见解，成为科学哲学的又一源头。

　　现代科学哲学的形成可以溯源到赫尔1833年出版的《自然科学研究序论》，早期的重要人物有W·休厄尔，J·S·密尔等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E·马赫、K毕尔生、J·彭加莱等都在各自的著作中阐述了科学哲学的观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B·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人所开创的逻辑实证主义运动，促进了科学哲学的蓬勃兴起。

　　四十年代后，科学哲学在反对和批评逻辑经验主义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使有关科学活动的研究获得了惊人的发展。代表人物有H·赖兴巴赫，K·波普尔，W·奎因，N·汉森，T·S·库恩，P·费耶阿本德、I·拉卡托斯、S·图尔明，D、夏皮尔。

　　在中国，科学哲学曾经被称为“自然辩证法”，以科学哲学这个名词与世界接轨，是晚近才形成的。

　　有趣的是，科学哲学越是发展，其视野越是开阔，和科幻文学的联系就越密切。我看后现代哲学的书，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象在看一本科幻小说！在这些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无数的科幻题材！（舒东，《以科学哲学引导科幻创作》《科普研究》2000、5期）

　　科幻文学能够从科学哲学中吸取什么营养？

　　最早讨论这个问题的是安徽作者舒东。他在天津南开大学读建筑学博士期间，曾经创作过《以科学哲学引导科幻创作》一文，发表在《科普研究》2000年五期上。该文介绍了西方科学哲学的若干代表流派，如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库恩的范式理论、费耶阿本德的理论等等，并且尝试着分析它们与科幻文学的关系，可以说是这一课题的有益尝试。作者将科学哲学与科幻创作间的关系总结为四个方面：

　　1、科学幻想必须具备一定的科学合理性，必须以现有的科学成果为基础。这要求我们充分认识科学的本质。

　　2、科学幻想必须具有符合一定逻辑的思维开拓精神。科学哲学不仅自始至终鼓励科学思维的创新和进步，也的确为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科学逻辑思维方法。

　　3、科学发展和科学进步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科学幻想在涉及科学的某个具体历史阶段的具体形态时不可能摆脱这些基本的逻辑。

　　4、科学哲学并非强加于人们的思想信念。每一个科学作者都有自由选择自己喜好的科学观的权力。但是，一旦你已经选择了一种哲学观，切忌因理论的内在逻辑错误而导致自相矛盾。（舒东，《以科学哲学引导科幻创作》《科普研究》2000、5期）

　　笔者在创作本文之前，能够找到的惟一同类题材文章也只有这篇。可以说，舒东在此进行了最早的探索。

　　另外，一些科学哲学工作者在其研究领域内，也讨论到科幻创作问题。北京大学科学哲学系的田松、刘华杰等人都曾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分析过科幻小说与科学哲学的关系。

　　科学哲学的领域十分广泛，科幻文学所涉及的只是其中个别内容。在这中间，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科学与伪科学，现代反科学思潮三部分内容较多。笔者将会在接下来的文章中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