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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的演讲稿《以学术为业》摘要（1～8）
1、学术生涯的外部条件
机遇，而不是才干，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如此多的学术前程操于命运之手这个事实……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如果年轻学者请教一些做讲师的意见，对他的鼓励几乎会引起难以承担的责任。如果他是一名犹太人，我们自然会说：“放弃一切希望吧。”
你能够承受年复一年看着那些平庸之辈爬到你头上去，既不怨恨也无挫折感吗？当然每一次他们都会回答说：“自然，我只为我的天职而活着。”但至少就我所知，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无动于衷地忍受这种事。我想，有关学术生涯的外部条件，必须予以说明的也就是这些了。

2、学术工作中的机遇和灵感
学术已达到了空前专业化的阶段，……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只有严格的专业化能使学者在某一时刻，大概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时刻，相信自己取得了一项真正能够传之久远的成就。今天，任何真正明确而有价值的成就，肯定也是一项专业成就。
没有这种被所有局外人所嘲讽的独特的迷狂，没有这份热情，坚信“你生之前悠悠千载已逝，未来还会有千年沉寂的期待”——全看你能否判断成功，没有这份东西，这个人便不会有科学的志向，他也不该再做下去了。因为无论什么事情，如果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做，那么对于人来说，都是不值得做的事情。
人们以为科学已变成了一个计算问题，就象在“工厂里”一样，是在实验室或统计卡片索引中制造出来的，所需要的只是智力而不是“心灵”。这种说明，表现着对工厂和实验室情况的无知。
灵感在科学领域所起的作用，肯定不比现代企业家决断实际问题时所起的作用更大。另已方面（这是经常被人遗忘的），灵感所起的作用也不比它在艺术领域的作用更小。以为数学家只要在书桌上放把尺子，一台计算器或其他什么设备，就可以得出有科学价值的成果，这是一种很幼稚的想法。
科学工作要受进步过程的约束，而在艺术领域，这个意义上的进步是不存在的。真正完美的的艺术品是绝对无法超越的，也绝对不会过时的。个人或许会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评判其重要性，但一件从艺术角度看包含着真正“完美性”的艺术品，不合因为另一件“完美”的作品而相形见绌。另一方面，每个科学家都知道，一个人所取得的成就，在10年、20年或50年内就会过时。这就是科学的命运，当然，也是科学工作的真正意义所在。每次科学的完成都意味着新的问题，科学请求被人超越，请求相形见绌。

3、理智化的过程

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

文明人的个人生活已被嵌入“进步”和无限之中，它不可能有个终结，因为进步征途上的文明人，总是有更进一步的可能。古代的农人，年寿已高，有享尽天年之感，他再也没有更多的困惑希望去解答，所以他感到此生足矣。而文明人，置身于永远被丰富的文明之中，只会感到“活得累”，却不可能有“知天命”的感叹。对于无休止产出的一切，他只能捕捉到最细微的一点，而且都是些临时货色，并非终极产品。所以，死亡成了没有意义的现象。既然死亡没有意义，文明生活也就没了意义，因为正是文明的生活，通过它无意义的进步性，宣告了死亡的无意义。

科学工作的第一个伟大工具——观念，人们手里第一次有了这样一件工具，利用它可以将人置于一种逻辑绝境，使他没有其他退路，只能承认自己一无所知，或是同意这就是唯一的真理，而且是永恒的真理。

科学工作的第二个伟大工具：理性实验，这一控制经验的可靠手段。文艺复兴的功绩在于，它使实验变成了研究本身的一项原则。

4、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

科学研究所产生的结果，从“值得知道”这个角度说，应当是重要的……它只能诉诸终极意义进行解释，而对于终极意义，每个人必须根据自己对生命所持的终极态度，或是接受，或是拒绝。

所有的自然科学给我们提供的回答，只针对这样的问题：假定我们希望从技术上控制生命，我们该如何做？至于我们是否应当从技术上控制生命，或是否应当有这样的愿望，这样做是否有终极意义，都不是科学所要涉足的问题，或它只有些出于自身目的的偏见。

5、学术与政治

有人说，而且我也同意，在课题里没有政治的位置。

如果是在公众集会上讲论民主，他无须隐瞒自己的态度；在这种场合（课堂），立场鲜明甚至是一个人难以推卸的责任。讲台不是先知和煽动家应呆的地方。对他们应当这样说：“到街上去向公众演说吧”，也就是说，到能听到批评的地方去说话。

学生为了自己的前程，必须听某位教师的课，而在课堂上又没有人能批评教师。如果他不尽教师的职责，用自己的知识和科研经验去帮助学生，而是趁机渔利，向他们兜售自己的政治见解，我以为这是一种不负责的做法。

一名科学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时，也就是对事实充分理解的终结之时。

6、价值的多元性

无论是谁，只要他是一名正直的教师，他的首要职责就是教会他的学生承认“令人不舒服”的事实，我是指那些相对他们的党派观点而言不舒服的事实。对于一切党派观点来说，都有些十分令人不舒服的事实，对我也是如此。

从学术上为实践方面的立场作鼓吹是不可能的，这样的鼓吹没有意义，是因为世界上不同的价值体系有着相互冲突的立场。“如果从纯粹经验出发，必入多神论的领地。”有些事情，尽管不美但却神圣，而且正是因为它不美且只就它不美而言，才变得神圣。有些事情虽不美，不神圣，不善，却可以为真。这些现象，不过是不同制度的神和价值之间相互争斗的最普通的例证。在这些争斗中，主宰的绝对不是科学，而是命运。

7、教师不应是领袖

“不错，但我们来到课堂上，只是为了除分析和事实陈述之外，还能体验到一些别的东西。”这种说法的错误在于，他们对教授的企求超出了他的所有，他们所要的已不是教师，而是一位领袖。

教授感到他有做年轻人顾问的职责，并享有他们的信任，他由此可以证明自己同年轻人私交不错。如果他感到，他的职责是介入世界观和政治意见的斗争，他大可以到外面去，到生活的市场上去这样做，在报章上，集会上，或无论他喜欢的什么地方。但是在听众可能有不同看法，却被责令保持沉默的地方，让他来炫耀自己信仰的勇气，这未免太容易些了。

8、科学对信仰所能做的贡献
科学可以帮助达到头脑的清明。如果你决定赞成这一立场，你将侍奉这个神，你必得罪所有其他的神。只要我们对事情有了正确的了解，我们就可以协助一个人，对自己行为的终极意义做做出说明。

他们将理智活动憎为头号恶魔，但是有句箴言：“你别忘了，魔鬼是位老者，要认识它，你们得变老。”如果你想驱除这个魔鬼，你就不能从他身边逃之夭夭，而是必须从头到尾看透它的伎俩，以便发现它的长处和弱点。

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它也不属于智者和哲人对世界意义所做沉思的一部分。

一切神学，都是对神圣之物做出理智上的合理化。尽管有神学，或毋宁说正是由于神学，使科学价值同宗教价值这两个领域之间的紧张无法克服。

一些现代知识分子，为了他们装饰自己灵魂的需要，弄来些真正可靠的古董，玩起了装点私人神龛的游戏，或者是利用一切种类的体验创造一些冒牌货，并谎称它拥有神秘的神圣尊严，然后拿着它到书市上去兜售。

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告生活中消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入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中。我们最伟大的艺术唧唧我我之气有余而巍峨壮美不足，这绝非偶然。

如果我们强不能以为能，试图“发明”一种巍峨壮美的艺术感，只会产生一些不堪入目的怪物。如果有人希望宣扬没有新的真正先知的宗教，则会出现同样的灵魂怪物，惟其后果更糟。学术界的先知所能创造的，只会是狂热的宗派，而绝对不会是真正的共同体。

如果每个人都找到了握着他的生命之弦的守护神，并对之服从，这其实是平实而简单的。

　　科学哲学是从哲学角度考察科学的一门学科。它以科学活动和科学理论为研究对象，探讨科学的本质、科学知识的获得和检验、科学的逻辑结构等有关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的基本问题。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里，哲学是包罗万象的知识部门，原始科学就包含在这中间。一些哲学家在对自然的研究过程中，也建立了研究客观世界的方法论。比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就对科学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到了近代，培根的归纳法和笛卡尔的演绎法更成为科学哲学的重要思想源头。另一方面，科学家在遇到方法论问题时，也会提出自己的见解，成为科学哲学的又一源头。

　　现代科学哲学的形成可以溯源到赫尔1833年出版的《自然科学研究序论》，早期的重要人物有W·休厄尔，J·S·密尔等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E·马赫、K毕尔生、J·彭加莱等都在各自的著作中阐述了科学哲学的观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B·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人所开创的逻辑实证主义运动，促进了科学哲学的蓬勃兴起。

　　四十年代后，科学哲学在反对和批评逻辑经验主义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使有关科学活动的研究获得了惊人的发展。代表人物有H·赖兴巴赫，K·波普尔，W·奎因，N·汉森，T·S·库恩，P·费耶阿本德、I·拉卡托斯、S·图尔明，D、夏皮尔。

　　在中国，科学哲学曾经被称为“自然辩证法”，以科学哲学这个名词与世界接轨，是晚近才形成的。

　　有趣的是，科学哲学越是发展，其视野越是开阔，和科幻文学的联系就越密切。我看后现代哲学的书，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象在看一本科幻小说！在这些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无数的科幻题材！（舒东，《以科学哲学引导科幻创作》《科普研究》2000、5期）

　　科幻文学能够从科学哲学中吸取什么营养？

　　最早讨论这个问题的是安徽作者舒东。他在天津南开大学读建筑学博士期间，曾经创作过《以科学哲学引导科幻创作》一文，发表在《科普研究》2000年五期上。该文介绍了西方科学哲学的若干代表流派，如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库恩的范式理论、费耶阿本德的理论等等，并且尝试着分析它们与科幻文学的关系，可以说是这一课题的有益尝试。作者将科学哲学与科幻创作间的关系总结为四个方面：

　　1、科学幻想必须具备一定的科学合理性，必须以现有的科学成果为基础。这要求我们充分认识科学的本质。

　　2、科学幻想必须具有符合一定逻辑的思维开拓精神。科学哲学不仅自始至终鼓励科学思维的创新和进步，也的确为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科学逻辑思维方法。

　　3、科学发展和科学进步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科学幻想在涉及科学的某个具体历史阶段的具体形态时不可能摆脱这些基本的逻辑。

　　4、科学哲学并非强加于人们的思想信念。每一个科学作者都有自由选择自己喜好的科学观的权力。但是，一旦你已经选择了一种哲学观，切忌因理论的内在逻辑错误而导致自相矛盾。（舒东，《以科学哲学引导科幻创作》《科普研究》2000、5期）

　　笔者在创作本文之前，能够找到的惟一同类题材文章也只有这篇。可以说，舒东在此进行了最早的探索。

　　另外，一些科学哲学工作者在其研究领域内，也讨论到科幻创作问题。北京大学科学哲学系的田松、刘华杰等人都曾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分析过科幻小说与科学哲学的关系。

　　科学哲学的领域十分广泛，科幻文学所涉及的只是其中个别内容。在这中间，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科学与伪科学，现代反科学思潮三部分内容较多。笔者将会在接下来的文章中进行探讨。